如同人类的诸多群体性行为一样，张铂与我的有关诗人的交谈已经远远地脱离了他的初衷，变成了一种惯性多于意义的举动。像我常说的，真理不是强有力的，既定事实才是。

       后来张铂问我：“那你认识诗人吗？”

       这是我们认识以来他问的第一个我不好回答的问题。我这个人对付我不知所谓的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讲故事。故事是一个神奇的东西，一个无知的人讲的故事却可能包含了所有的答案。当然，遗憾的是，讲故事的人却并不因此变得更聪明。。。总之，我又讲了起来。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三个朋友，都喜欢自己玩玩现代诗。当人们对某一种东西产生一种冲动性的爱好时，很容易对通道中人产生向往。据我所知，这是一种有时可悲的盲目，至少经历过的人都是这么总结的。

       三个人里最有天赋的是李成。传说李成从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大量从事实验性的诗歌创作，因为极富勇气，自命为“闯王”。李成是他上大学以后取的笔名，旁人冷眼瞧不出门道，了解他“闯王”身份的才有的恍然大悟：李自成去了个“自”，是修成“无我”了吧？

       李成的才气像武侠小说里大侠们的内力一般浑厚，加上长期自我琢磨，也可谓是千锤百炼。在那个诗风骤起的年月里，李成连连有佳作发表在校内外的大小印刷品上，有些要拿钱买来读，有些随手从地上就可以拣到。一时间，李成俨然是一个校园偶像，人气凶猛膨胀。

       像绝大多数青年才俊一样，李成对女色有与对艺术同样的憧憬和热爱。事实上，李成在这方面的启蒙并不比诗歌来得晚，其实验性更比他的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大学的时候，李成两方面该实验的都实验了，开始走向成熟。回想起来，李成在诗歌上的追求和他的性取向关系甚密。他的诗歌最令同龄人无法企及的地方乃是技巧运用的纯熟程度，与此同时，他对妓女的偏爱也是旁人无法理解的。

       我想那个时候大家并不这样看问题。虽然李成的诗里从不回避不圣洁的内容，但人们仍然对他的为人抱有极高的期望，尤其是一众对文学似懂非懂的文学女青年们。后来，就有一篇小故事瞅准了李成这条软肋猛击下来，那以后，随着各种极具想象力谣言如山火般迅速蔓延，李成的大旗一头栽倒，而且一蹶不振。

       这篇故事也不是出自他人之手，正是莫忧所写。莫忧这名字也没什么来历，他见李莫愁的名字好，于是改了一个字，也没改多远。莫忧与李成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来也有两年了，虽然也小有名气，但总是被李成压着一头。后来莫忧小有名气，有了些群众基础，跟着便有了野心。莫忧是个武侠小说迷，在他眼里社会如同江湖，诗界就是一个帮派，只认一个老大。莫忧逐渐产生了错觉，觉得李成抢了自己的风头。我这样说当然比较带有文学色彩，其实那个时候，同学之间私下说得很直接：“莫忧就是个小心眼。”

       后来李成倒了，莫忧也像冬天里的一杯白开水，迅速地凉了。原因很简单，在有李成的时候，莫忧的东西可以算是不同风格的作品。李成没了，莫忧的诗被大家放在灯光中心细细琢磨，水平缺陷暴露无遗。莫忧的诗半文不白，白的地方是他的水平不济的地方，文的地方则是被武侠小说熏陶出来的。结果，武侠小说热潮还没退却，莫忧就无人问津了。他也算是有才，可惜没长诗人的心智。

       我喝了口水，张铂就开始催：“三个人呢，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笔名叫虫子。与另外两人不同，虫子离诗人其实一直都很远。李成离成为诗人可能只有一步之遥，莫忧以为自己离诗人只有李成这一道障碍，而虫子一直差的很远很远。从来没有人把他当成过诗人，充其量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虫子也有佳作发表，但也只是“佳”作，没什么大的反响。另一方面，虫子一直对李成的风格有异议，觉得作为朋友，有责任指出，于是发了一篇批评，恰巧赶上莫忧的“纯属虚构”的匿名小说发表，于是被李成当作是莫忧的同谋。虫子觉得委屈，说了莫忧坏话，又失去一个必然要失去的同党。虫子很努力，但自身缺乏天分，也没有外在帮助，所以没什么作为。虫子是颗星星，出色的星星，百里挑一的星星，终究只是星星，不是月亮。

       这时候张铂仍然瞪着我。我又被他看毛了，只好把话说白：“他们都不能算诗人。”他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然后是许久的沉默。

       不知道是因为这种沉默过于尴尬，还是他的苦思冥想有了结果，他突然又换回了用来直视我的那种眼神，一字一顿地说：“你不是和他们一起的吗？你是诗人吗？”

       我开始讨厌他的这种姿态：他的身体朝我探过来，眼神像两根指头，要从我的目光里抠出一个土豆来。不过我没有流露出来，只是叹口气，告诉他，我是一个工科生，要用自己的技术生活，不会出名也不会发大财，更不会成什么诗人。

       张铂走了以后，我关上门，一个人走向村外的湖边。那湖面上荡着一些波纹，像一块揉皱的绸子。皱褶的中心是几只大天鹅。在傍晚昏暗的光线下，它们洁白的毛色却并不显眼。然而他们的身体如此巨大而悠然，像一个湖面上的幽灵，身上散发着高贵而可畏的气息。只是，这些不可一世的生物却从来也没有飞过。传说，这些天鹅的父辈们飞来这个湖，被村里人抓住。因为各种古怪的念头，村人没有杀它们，也不舍得放走，所以剪短了每只天鹅的一支翅膀－－天鹅无法用不平衡的翅膀起飞。

       然而我眼前的这些，白色的妖精们，都是肢体健全的。据说，它们因为从未见过天鹅起飞，所以自己也从未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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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简单地探讨一下这个时代略显平庸的原因，当然涵盖不了多少，也没时间了，草草了事儿，就这样吧。

我不得不承认，张铂是一个非常执着的孩子，执着得我想抽他。

在第一次见面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每天来打扰我的日常娱乐－－在家门口儿躺着。另一方面来说，他不是个善于说服别人的人，他每天就这样站着和我说话，使我不自在。请求本来就是一件低三下四的事情，如果他连磨蹭我的时候都要我仰视他，那就近乎于一种对自我生存状态的不满－－就是需要我抽他，或者用我爸的话说，“屁股痒痒了！”。不过也没办法，我想他没读过书，否则他会知道，刘备和孔明隆中对也是在诸葛亮睡醒了爬起来以后进行的，刘备总不能站在人家床边儿上说事儿。

在我们两个总是保持这种谈话姿态的同时，张铂的问题却发生一些变化，越来越接近本质了。他已经不再要求成为诗人，而是要求我把这种叫做“诗”的东西匀他一些。

有一天他这样对我说：“求你了，给我点儿诗吧。”

我这才明白过来，可能他认为诗是像土地和钱一样的固定资产，如果地主和有钱人能把土地和钱分给他一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就更接近成为一个地主或者有钱人。我想，在他的眼里我一定也不是诗人，而是一个“诗主”或者“有诗人”。我相信如果大家都像张铂这样想，世界上的所有的诗人，死的活的，都会高兴地跳起来。想到这里我就笑出声儿来了，李白和杜甫比着从坟坑里往出跳是一方面，住在出租儿屋里的氓流诗人们脑袋撞在天花板上然后摔下来大声骂娘是另一方面。

我希望我能告诉他，诗人更像是村儿里的那个铁匠。铁匠卖的是手艺，诗人卖的也是手艺。诗人更像是卖窗花的王奶奶。王奶奶卖的是美感，诗人卖的也是美感。诗人更像妓女。妓女出卖精神和肉体，诗人出卖精神，出于生计的关系，有些诗人也希望能卖出自己的肉体...总而言之，这些话跟他说他也不会懂，然后他还会跟我胡搅蛮缠。我要说像铁匠，他就得说他愿意当铁匠铺的老板；我要说像王奶奶，他就得说他愿意当王老爷爷；我要说像妓女...他不知道妓女是啥，我还得跟他再解释，然后他可能还要说他愿意当妓院老板。他向我提出请求，本身就表达了他的占有欲。他既然相信我“有诗”，那他就会觉得我没有理由不给他。事实是，我不一定有诗，有也不给他。但是这些话说了不如不说，我只得撒谎。

“诗嘛，我是不是不愿意给你，就是觉得给你之后会对你不好，让你痛苦，伤害你。”

张铂的面色很疑惑，当然是因为他太小，他根本不知道诗还是这么麻烦的东西。

“没关系的，我不怕受伤，只要你给我诗就行。”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不明白还是故意跟我装糊涂，我想我还得再说明白一点儿。

“听我的啊，我了解我的诗，真的不合适你，你就别问了。”

我这么一说，他就急了，眼泪在眼睛里打转，语无伦次地胡说八道。

“求你了，你就给了我吧。你既然原意，为什么不给我呢？我发誓我会认真对待你的诗的，我是真的很喜欢你的诗啊。你就给了我吧。”

我越听越觉得不象话，虽然觉得他也怪可怜的，但我也被他烦的浑身不舒服。于是我破口大骂：“你他妈听不懂人话啊？我说不给就是不给，你以后别来烦我！”

张铂低着头，像个从前线败下来地伤兵一样，耷拉着脑袋，一步一蹭地扭头走了。说实话，他这副样子搞的我很厌烦，希望一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他了。转头一想，又不希望失去这个朋友，觉得很扫兴，只好站起来进屋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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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酝酿了一段时间，试写了好几遍，仍然不理想。本来希望通过对一种典型情景进行抓取（不知道算不算的上取样），获取一些代表性。现在看来不很成功，大家如果有人看明白我在折腾什么，能会心一笑我就很知足了。不微笑的话，嘲笑也可以，就像那个歌里唱的，“给我一个吻，飞吻也可以，飞吻代表甜蜜，我一样感谢你。” 我就想说，给我一个微笑，嘲笑也可以，嘲笑代表鄙视，我也鄙视你。

      乡下的夜色总是很好的，尤其是有风的时候。我往门口儿的地上一趟，有一些干燥的黄土泛起，随着风还吹来了发酵的粪便的味道－－其时正是沤肥的季节。夜空很清澈，好像看得见底。当然， 理论上讲，没有光会从宇宙的极限处反射入我的眼睛， 所以天不可能是清澈见底的。然而众所周知，光是一个拙劣的骗子， 光带来的假相都带有了太多光自己的个性。比如我现在可以看见的，悬在我的屋檐和墙壁的夹角里的那颗星星，很可能已经不存在了，而迟到的光线很可能只是给我创造了一个已经消失千年的假相。而一些新生的星星可能就挂在黑色天幕的正当中的这个寂寞的空缺处，我却用我的眼睛否认着它的存在。可见，眼睛作为一个感官，是有否认存在的权力的。村人其实也是有否认我存在的权力的，但他们不能否认张铂，继而也必须认知我。从这种意义上说，张铂就是像光一样的介质。我翻了个身，笑了出来，上帝说，要有光，然后按照张铂的样子造了光，哈哈。

      当我再翻回仰面朝天的姿势以后，我发现有一双趟着布鞋的赤脚站在我的身边－－我近视的太严重了，实在看不清脸和身材。我抬起眼，发现这人可能正和我对视着，我不喜欢被人对视，即使是我看不见的。我想像这局面是可笑的，我躺在地上，被一个直立的人俯视，像看掉在地上的酒瓶子盖儿。我忍无可忍，只好抢先问话：“你是张铂？”

      人影的顶部在晃动，我搞不清那是点头还是摇头。但是人影说话了。

      “你是个诗人？”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胃几乎痉挛了。

      “我也想当个诗人。”

      诗人被他很不吉利地发成了死人的音，这样一来我的腹部痉挛问题反而解决了。这个世界上有些职业是这样的，你可以做并且自得其乐，但如果被旁人点破，就很难受，并且觉得羞愧难当；如果你不属于这个职业，还被人这样称呼，不仅不会脸红，反而可能洋洋得意，这包括作家，诗人，盗贼和强奸犯等等。我是不是诗人自己并不清楚，但我知道我还没死，因此他说我是死人的时候我洋洋得意，而且痞劲冲上头顶，顺着他的发音说我的话。

      “我是死人不假，你干嘛想当死人？”

      他没听出来我做的小小的手脚，继续单纯。

      “因为村里其他人都是农民，就你不是农民，是个啥诗人...”

      “那要是我不是死人呢？那我要是作家呢？”

      “你咋会成了庄稼了？反正我不想当农民。” 说完他回头就走了。

      我不明白这个从来没出过村的孩子对“农民”会有成见。人在一生中多多少少会有一个阶段，知道自己不是谁或者不想是谁，可是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段话很绕嘴，我自己想着想着都觉得舌头短了，索性进屋把剩下的一点说不清味道的但有些酒味的液体喝下去。我站起来，突然想到我刚才向他承认我自己是个“死人”，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那我现在就得继续充死人下去，不仅如此，那孩子可能还会再来找我学怎么当死人，这就很麻烦。我晃着往屋里走去，嘴里哼哼着：“李白斗酒诗百篇，李白斗酒死百遍，一百遍呀一百遍。。。”

      有些故事也是可以这样开始的：邻居张家的儿子，叫张铂的，想成为一个诗人。村儿里的人认定了这件事儿和我有关。如果这是在城里，人们会说他是“受了影响”；而在村子里，人们就说“都是他闹的”。这种含混不清的动词表达，无异给我和张铂的关系蒙上某种神秘的色彩。事实上，村里很多人际关系都带有这样的色彩。只不过，其它的关系都和畸形的爱情和仇恨，性和潜在暴力有关，而我和张铂的关系，像一笼瘟鸡里怎么看都没病的那只一样，让人们无可奈何。

      在我的记忆里，我应该见过张铂，他应该是邻居张家的儿子，皮肤比别的孩子白一些，身体的骨架明显小，但却有一个不成比例的长脖子，给了他个合适的身高。我近来听谣传说他想当诗人。谣言，自然可真可假。就像人们都说我是一个诗人，也是可真可假。在来到这个村子以后，我没有写过诗，这诗人的称号更不知从何说起。我怀疑，是有人散布我是诗人的谣言，而我的不反驳态度让谣言成为事实。谣言就是这样，你或者让它变为一个人们不关心的事实，或者让人们去关心。我怀疑如果他们当初说我是一个男妓现在也会成为事实。而张铂小朋友很可能也要立志做一个男妓，坦白的说，男妓这个职业可能不会引起村人像对诗人一样的好奇。前者是现实中常被隐瞒和回避的一部分，后者只是一个传说。

      然而我对我的影响力是怀疑的。在我来到这村子后，写过诗，但没有任何人知道，因此也可以说我从没在村子里写过诗。我还可以引申一下，对这个村儿的人来说，我从来没写过诗。如果在城里，我可以说，我从没写过诗，因此我不是诗人。但在这里不行，在村人眼里，我是否具备写诗的能力和我是否一个诗人是无关的。当然，我不鄙视这个村子，事实上，我在这里明白了许多道理，比如，世界上根本不讲道理的东西有两种：1，现实；2，人们的信仰。而现实和信仰的结果往往又都是相近的，比如虽然对于村子来说我从不写诗，但他们相信我是诗人，而现实里我也确实是。我后来发现，现实和信仰是定义我们生活的东西，而所谓的道理和逻辑必须以符合前者为前提，不过，这也是后话了。